林玉鳳

在內地出差，晚上在旅館無所事事的按著遙控，想看看內地電視頻道都在播什麼節目。晚餐吃得早，電視看得晚，不想出去，可以點一玩不錯的牛肉麵到房間，一邊吃，一邊繼續按遙控器。

 

 按著按著，看到廣東衛視播出了霍英東的鏡頭，下意識的看了一會，原來是電視臺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紀錄片。這一集，說的是廣州白天鵝賓館的歷史。本來對這家很有名但自己從未踏足的賓館沒有興趣，只是，聽到旁白說，當年白天鵝一類賓館建立以前，霍英東這些富豪到了內地，居然要夫人帶著電飯煲在身邊晚上自己煮飯，用來對抗內地那種不合港澳習慣的用膳時間和膳食口味，再看看自己手中吃得只剩兩口湯的牛肉麵，突然覺得從沒有白天鵝到白天鵝要關閉整修十個月以迎接市場競爭這近三十年，是一段很有趣的歷史。有趣，因為當中夾雜了很多我們在港澳不容易直接感受到的變化。

 

紀錄片說當年白天鵝是改革開放時引進外資的一個首要項目，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建造的賓館。當年在賓館工作的經理說，霍英東原本不想建酒店，對這個行業沒有興趣，卻因為國家認為旅館業是比較容易成功的改革開放經濟專案，也就答應了。可是，所謂的比較容易成功，原來一點也不容易。

 

先不說當時內地社會對資本和市場這一類辭彙有多陌生和多懷疑，就是建酒店時用的工程承包制，已經是很多內地朋友聞所未聞的新鮮事。接下來，五星級大酒店快要開業了，原來連牙籤的供給也不容易找，要磨平廚房的砧板，人和技術都沒有。一切都克服過後，要習慣了只需要一天在三個固定時段提供膳食給客人的從業人員明白全天候服務才是賓館業之道，又是一項挑戰。

 

當我在酒店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隨時點牛肉麵到房間，放有面的小託盤上還放有牙籤，真覺得從沒有白天鵝到今天內地處處都有白天鵝一類酒店的那三十年，應該好好的做點記錄。

 

這些記錄，對那三十年一直在澳門生活的人來說，應該是很集體的。

 

想到是集體的，因為第一次回內地，就經歷了人生中第一次見到的很多人的場面。那還是把內地喚作大陸的年代，自己的年歲記不清楚了，只知道是個上學前後的年份。好像是回內地掃墓去的，但出發前，爸媽除了準備拜祭用的一袋又一袋的東西外，還有很多新衣服和布料之類的物資。我們換衣服的時候，要先穿上幾件說明不是給我們買的新衣，最後才在外面套上自己平常穿的衣服。我們幾姊妹穿得像只小糭子一樣上路。路上的一切都沒有印象，只記得到了關口以後的事情。

 

那時過關，澳門那邊是如何的，不記得了，倒記得拱北那邊是不需要用回鄉證的。我和妹妹跟在媽媽身後，進了個很多人的大廳。廳間的燈光很暗，不知是記憶泛黃抑或歷史曾經如此，大家穿的衣服和面容都是泛黃的，坐在板凳上安靜的等。所謂過關，只是跟著媽媽進一個房間，有人問了一句你叫什麼名字，回答了便完事了。

 

過關以後，也是不知如何的抵達一個類似親戚的家，把裏面的新衣脫下來，放好一袋再交給阿姨。說是類似親戚，因為那時媽媽著我們叫的阿姨和阿叔，只有在我們還會穿了很多新衣服過關的幾年出現過，此後也從來沒有人提及過。

 

就這樣，對大陸的初始印象形成了：很多人，黃黃的，有些與自己家庭有點連系卻又一點都不密切的親人，那個地方很窮，衣服和布都沒有。

 

那時不知道大人其實要填寫回鄉介紹書來過關，所以到自己領了回鄉證，可以拿著回鄉證自己跟同學過關，對大陸的印象開始清晰了，我還一直以為那是自己長大的結果，因為長大了而有回鄉證，而不是任何政府政策改變的結果。當然也想不到，後來看到的東西不同了，同樣不是自己長大的結果，而是那個社會在改變的結果。

 

當中的一種改變，是關於物流的。

 

像很多人一樣，我的內地親身經驗都是由一年一次的掃墓開始的。最早的時候，掃墓就是掃墓，就是有夾帶一點東西回去，物資的流向總是單向的：把東西帶到內地。後來，我們開始會在掃墓回程時買一兩袋白米和一兩樽生油。那時該是澳門和拱北的物價有巨大差異的年代，也是個內地物資突然變得很充盈的年代，當然，也是一個“民間物流＂不受管制的年代。第一次買米之後的一年，開始在掃墓的回程跟媽媽進內地的街市，買點菜啊魚啊肉啊之類的。那以後，媽媽開始把星期天的買餸目的地改往拱北的街市。當年是先去蓮花路旁的街市的，後來有個大一點的街市在遠一點的地方，我們管它叫新街市。那時，每次有機會到新街市都會很雀躍，因為新街市的上層有賣大花瓶和小巧瓷器的檔口，像小花小魚小人偶之類的。那時，媽媽會先在下層巡視一圈，學做格價專員，我們會趁這個時候先跑到樓上看看小玩意，然後再會合媽媽，跟在她身後學做“攞餸機械人＂。現在回想，那時每次回到家裏，放下餸菜，手指間都會留下膠袋對抗地心吸力的痕跡，那些要一個下午才散去的紅痕，居然也是一個時代的寫照，因為不久以後，很多街市賣的東西都不可以帶回來，我也長大到星期天總是有自己節目的年齡了。

再大一點，那種改變是關於玩樂的。

 
我那一代，中學時期都是看香港的青春劇的。看得越多，越覺得在澳門可以參與的活動當中，最欠缺的是舞會。當時，久不久便會聽說有高年班的學兄學姐和少數同班同學，會在週末到石岐“落D”和溜冰，而且，去一趟，只需要“買一條煙”便可以了。

 

所謂的“買一條煙”，是先在澳門關閘那邊用澳門幣十四元買一條“健牌”，拿著過關，到了拱北，煙可以賣四十元人民幣。那四十元，足夠我們合租酒店房間，進溜冰場，吃晚飯，到石歧的富華酒店的士高“落D”。因為消費不高，這樣的石歧行程好像曾經興起了一段不短的日子。升高一那年，我也曾經去過，還在溜冰場上的大玻璃牆上，看到一個跟自己很像的人。踩著滾軸溜冰鞋追上去，“砰”的一聲，人撞在玻璃牆上，才發現那個“像自己的人”就是自己，讓身旁的同學笑彎了腰。夜裏在的士高，跳舞的好像都是澳門來的人，我們也一直跳到場上音樂全歇了，才捨得抹抹汗滿足的離開。那以後我就沒有再去了，可是，從那以後，肯定有很多人都在少年時代北上找娛樂，也許，大家都一樣，最終回頭看見的，總是有那麼一點點的青春留在北上路上吧！

 

之後，改變是屬於內地人的。

 

那一年，我到北京上學，同學雖然還是要“打水”“打飯”過日子，可是，好幾次有人慶祝賺到外快或生日，大家有機會到學校旁的簡陋小飯館吃飯，還是喜歡把菜肴點得足夠每人吃飽三頓，擺成滿滿一桌。奇怪的是，雖然回到學校大家都很容易為飯堂的東西漲價發愁，離開時飯店時還是不會選擇把吃剩的東西“打包”。

有一次，跟德國來的同學到校內的一家朝鮮飯店吃晚飯。當晚我們點了紫菜湯，炒蘑菇，烤肉和韓式土豆餅。要離開以前，他請侍者把剩下的東西“打包”，因為是第一次在內地吃飯看到有人要“打包”，我已經很愕然，可是，當我以為他只打算帶走那不到三分之一分量的土豆餅和烤肉，他卻在侍應把肉和餅包好以後，自己動手把侍應沒包下來的不到五分之一的蘑菇連汁倒進他隨身帶著的銻壺裏。我大概是錯愕得顧不了禮貌的目瞪口呆，他把銻壺蓋好以後很認真的說：“你很愕然吧！其實，我當初來到這裏更愕然，當我以為中國的發展還那麼不均衡，還有很多人吃不飽，城市裏的人是不會做浪費的事情的。結果是，這裏的人，根本把浪費看成一個光榮的習慣。”

後來，同學都出來工作，偶而回京發現情況比讀書時更嚴重，到了飯店總是拚命的點菜，理由是“有朋自遠方來”，不選擇“打包”是因為“太寒酸”了，我明白那種想法，卻總是在離開那一大桌菜肴時想起德國同學的說話，覺得我們的改革開放好像都把人都變成暴發戶，心裏怪怪的。於是，慢慢的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在點菜的時候，節制一點，以把吃剩的東西帶走看成是文明而不是“寒酸”的行為，我也以為，那一天還要很長的時間，因為連我們在澳門富了這麼多年，很多人也改不了這種“豪氣”的習慣。結果是，六年前的一次大敘會，比剛畢業時更富裕的同學，不僅不再毫無節制的點菜，還會在飯後主動叫“打包”，那一刻，我想，比諸任何耀眼高樓的建設和以示自己吃得起的豪氣，一句“請替我打包”所宣示的實在是一個更了不起的成就，因為，我們終於有人不再把浪費看成是一個光榮的習慣。

 

這三十年的變化，也許還有種種的問題沒有解決，也有種種不如人意的地方，可是，在所有的改變當中，我想，可喜的總是更多的吧！其他的，我應該還能多等三十年再寫吧！屆時，白天鵝應該還在吧！

 

本文原來分篇刊載於《澳門日報》“筆成氣候”專欄，上文為合併後的刪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