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鳳

上周提到1991 年東亞大學更名為澳門大學引發的學生抗議活動，持續的時間其實很短，短到當自己從大學新鮮人的角色中定過神來的時候，活動已經過去了，學校回復平靜。平靜的生活大概與自己對大學生活的期許有很大的落差，沒多久，我就報名參加辯論隊。

不過，當日加入辯論隊的動機，其實沒有“豐富大學生活”一類冠冕堂皇的理由，那時不過是想進一個令人覺得加入了便會快樂的組織，這當中的原因，必須要從自己的英語說起。中學的時候，我的英語成績很好，是文法課可以拿九十一百分的那種人。可是，進了大學，在一眾英美教授的面前，我才發現自己又聾又啞，特別是那門叫西方文化的課程，上課的頭幾節，我幾乎一句話都聽不懂，幸好那時遇上了澄子，我至今的好朋友。澄子的英語很好，我們在西方文化課認識了不久以後，她就替我在老師提問的時候解圍，課後會跟我解釋堂上某些重要詞彙，她是讓我不用再為聽不懂英語而回家偷偷哭的同學。

就在認識澄子後不久，一次偶然，我看到澄子進入辯論隊的辦公室，好奇心驅使下，我遠遠的從門縫中往內偷看，結果看到澄子好像很快樂的跟其他人討論什麼，還笑得很快樂。就因為那一陣笑聲，我便立定決心要跟著她進辯論隊。沒多久，辯論隊公開招收會員，填過報名表和參加了面試以後，我就加入了這個組織。一旦進去了，才發現辯論隊裡的骨干幾乎都是香港學生，澳門學生比例很少，而且除了澄子以外，來自澳門的會員多是像我一樣是新學年才吸收的成員。

加入辯論隊以後，立即發現他們有非常好的組織架構，從日常討論時政的活動，到培訓細節和比賽的準備，都有制度可循，大家的任務清晰，是我見過最講究規章制度、會員參與和工作方法的學生組織。我對香港人重視制度建立和法治的精神一直有敬意，那些敬意，應該說是源於當年辯論隊時期與香港隊友親身接觸的經驗。也因為曾經有那樣的經驗，我更相信給學生多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儕的重要性。當年的澳大，就具備了那樣的環境。

（大學廿五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