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鳳

以前聽說台灣的大學生流行將“戀愛、工讀、論文和社團”看成是大學的“必修課”，意謂在大學的四年間必須要談一場戀愛，做一回兼職賺錢的工讀生，寫一篇好論文和加入一個學生社團，才算有個完滿的大學生涯。

在澳門，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們好像很少提及這一類的期許，就是曾經提到的，也很少提到“加入學生社團”的重要性。不過，回首過去，還是覺得當年加入辯論隊是個很好的決定，因為從此得到很多接觸香港人的機會。

自己在澳大的首兩年，大學仍然沒有明顯的本土化，香港學生的比例不低，而且，他們參加學生組織的熱情，好像遠比澳門同學高。記得當年很多人都認為，箇中原因是香港學生需要住在宿舍裡，比每天放學回家的同學時間要多。

可是，自己的親身經驗卻是，當年認識的香港學生，比一般的澳門同學關注校政和社會事務。大學改名，抗議活動的攪手是香港人；大學在1992年要將文學院和社會科學院合併，學生也有抗議活動，活動的火車頭仍然是香港同學；大學說要加學費，有香港同學跑出來說要攪遊行反對；學校改變學士學位的榮譽等級制度，幾個香港同學就發起成立“關注學制小組委員會”，既到政府遞信，又要求與校長對話。在澳大的首兩年，這許多的抗爭活動，因為主事者多為香港同學，也就難免給人“起哄的都是香港人”的印象。

這許多活動，不管是發起的理據抑或是行為模式，都跟香港的大專院校學生活動相像，好像是直接繼承了香港的模式一樣。如果不計算個別例子，將活躍於各種抗爭運動的香港同學相比，當年的澳門同學確實給人一個安靜的感覺，換另一種說法，則是比較政治冷感，不愛討論時事，對校政近乎漠不關心。這樣的比較無關乎智力和學術水平，只是從中可見，當年的港澳人，至少是港澳的年輕大學生，確實有比較大的分別，香港的對個人權益很敏感，不管政策對與否，如果事前沒有咨詢，都要來質詢一下。澳門的同學很溫順，習慣接受改變而不隨便質疑。

今天舊事重提，不是要評判孰優孰劣，只想記錄學生活動與香港同學的關係這個不為人注意的題目。 

（大學廿五年．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