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四, 九月 09,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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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街上看到犀利哥

如果你在街上看到犀利哥
澳門日報 2010/05/27
新園地 筆成氣候 C10


如果在街上看到一名乞丐,不管他長得是否像早前網上熱爆的“犀利哥”,那麼,你會認為這個人需要行乞,是個人的責任抑或社會的責任?再想一想,如果你在那條街上看到很多名乞丐,你會認為這些人需要行乞,是他們個人的責任抑或社會的責任?

好的,再想一下。有人失業,是個人的問題抑或社會的問題?如果失業的是少數,我們是不是傾向覺得那是個人的問題?如果失業的是多數,則比較傾向認為那是社會出了問題?

文首的問題,是我在大學的人際傳播課程常用的例子,用來解釋一個叫做“歸因”的概念。有些人,遇到問題時,傾向歸因於個人,如果這個個人是自己,那個人通常會自強一點,對自己要求大一點,做人的壓力也會多一點。如果那個個人是其他人,這個人對他人的要求會嚴格一點。如果遇上問題的時候,傾向將問題歸因於環境的人,也就是在乞丐那條問題上,認為社會的責任較大的人,他會更著意去改變社會的環境和制度,少點責難個人的行為。可是,現實世界是,多數人在個人遇上問題的時候,會歸因於外部環境,原諒自己;他人遇到問題的時間,會歸因為個人內部因素,要求他人改善自己,不去解決正的環境和制度問題。

不要看輕這個歸因的概念,他與一個人會否憑個人努力達至成功有關,也與一個地方會否成功、制度建設是否完善有關。如果撇除對事件最客觀因由的分析,僅從負責歸因的人所處的位置看,我們大概可以推算,如果一個政府裡的決策者,在遇到社會訴求的時候,將問題歸因於個人或那些提出訴求的人的個人內部因素,不是先看大環境和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我們最終可以看到的,最壞的是對那些人的責難,好一點的是給那些人一些“甜頭”或曰“福利”,再好一點的,只是將那些人視為特定問題下的特定人群,給一些短期的特殊政策,而不去改變這些人群背後所透視的環境與制度問題。這,從我們對待建築工人失業與黑工引起的社會震盪的措施,其實已可見一斑。

所以,上周說八十後不僅是八十後的問題,也是八十年代開始,累積下來的澳門問題,為的是,希望我們可以不再用僅盯著某種特定人群的目光去面對世代問題,因為,世代的差異,也很可能是社會變遷而制度又跟不上變遷的一種反映。
(我們的世代•十八)

 

不是世代問題,是社會問題

不是世代問題,是社會問題
澳門日報 2010/05/20
新園地 筆成氣候 C10

不是世代問題,是社會問題繼續上周的討論。當大學畢業生求得的目標公務員職位在十數年間由四百三十下降至一百九十五,同一時間,大學生的人數卻在不斷增多;博彩業的開放,帶來了好些專業的新職位,可是,同樣的,那些像回歸前的四三那樣容易有“穿梭機”效果的新職位,也是在幾年間便被填充。也是在同一時間,博彩業要帶動的行業還沒動起來,社會價值觀卻已更趨單一,更向金錢靠攏,更史無前例的以賺錢和名牌作為成功的標誌,這樣的社會,怎會沒有問題?
今年四月初,這個系列的第八篇提及Facebook上的八十後反阿蘇現象後,一位八十後讀友在我的博客留言,說了心聲。下面是她的原話:“澳門新一代,現在面對的問題很多,面對博彩業堀起,城市突然改頭換面,讓我們無所適從。
三四十歲以上的、不知‘X交叉Y’世代的人,經常責備我們不成大器,文不成武不就,我們卻嫌他們太old school。我們的新聲音,他們充耳不聞;我們的新視角,他們嫌棄太不切實際;我們批評政府、痛恨現今施政的言論,又說我們破壞和諧社會。
所謂的和諧社會,不過是那些現在居高首位,拿盡澳門利益的菁英建構出來,燃放出來的煙火罷了。對我們這群腦袋充斥八九成後現代思想的,我們想拆毀,亦想挑戰這群自(至)高無尚的人。我們想建立自己的歷史,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意識形態,不再靠別的地方灌注。也許,網絡全球化對小城新世代的好處,是讓我們眼光開闊了,可以欣賞、評論、學習世界其他地方的知識。那些四五十歲,貼著阿蘇、蔡瀾、好姨等的照片的老澳門,使用互聯網的比例有多高?看看互聯網研究報告便可得悉一二。
後話:當八十後自己說五十後、六十後、七十後為他們時,我與他者的分野就出來了。我們沒有看不起現在四五十歲的人,是那些不知多少十後的資本主義交錯全球化經濟世代,看他們不起。看到銀河那宗消息,眼淚差點掉下來,害怕哪朝一天,我們變成他們。”只是,這些心聲背後,說的,不僅是八十後的問題,也是八十年代開始,累積下來的澳門問題。
(我們的世代•十七)

 

學者: 年長工人技術不足

學者: 年長工人技術不足
新報 2010-05-19
A05港聞


失業工人怒吼政府縱容黑工、外勞打爛本地工人飯碗,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助理教授林玉鳳表示,博彩業開放後,需要高技術建築工人,但澳門年長一輩的工人,出身簡單建築工程,技術不足以應付大型工程和新型樓宇,加上本地沒有專業資格制度,所以難以獲得外地建築商垂青。
澳門欠缺專業認證

林玉鳳指出,建築業有結構性問題,40至50歲工人失業問題特別嚴重,成為近年遊行常客,這是因為過往澳門房地產長期低迷,對建築技術要求較低,博彩業開放後,大興土木,需要高技術工人。由於工人得不到適當的培訓,加上本地沒有專業資格制度,工人資歷沒有認受性,所以被年輕力壯、工資較低的外勞、黑工搶去飯碗。

她說:「澳門乜牌都無架,本地工人就算好叻,外地建築商會有偏見,因為我地無專業資格認證,無法證實工人係『得』。」加上黑工、外勞越來越多,失業工人更是雪上加霜。

林指出,工人批評政府打擊黑工不力,但澳門沒有「放蛇」法例,警方執法有心無力,「有朋友懷疑屋企隔籬住好多黑工,於是報警,但差人拉唔到,因為每次只能在門口按鐘。」

市民對政府失耐性
她認為,市民已對政府失去耐性,「派糖」也無補於事,「對工人來說,最重要是有工返,有尊嚴地生活。派糖只解決到燃眉之急,解決唔到心理需要。」林認為,長遠而言,政府須展開失業人口普查,掌握準確數字,對症下藥,另外,要儘快通過放蛇法例,建立專業資格制度,推行具實效的培訓課程,協助工人轉型,「讓工人知道,上堂係有希望,唔係困住佢,而係放佢飛得更高更遠。」

   

從四三○到一九五

澳門日報 2010/05/13

新園地 筆成氣候 C10

林玉鳳

沒有什麼社會變化與當中的人口變化是沒有關係的,所以,說到遊行,說到澳門人在遊行與漁村澳門價值認同當中掙扎的同時,我們也有必要知道澳門人口在過去數十年的變化。九十年代,是瞭解這些變化很重要的十年。

九十年代,除了大規模的移民潮穩定下來,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大學生急速增長。根據統計局的數據,今天澳門五十歲以上的人口,當中的大學生比例佔同齡總人口的6%~7%之間。六十後的那一批,大學生人口開始增加,即今天四十五至四十九歲之間的,大學生比例是同齡總人口的10%,四十至四十四歲的,比例是18%。七十後那一批,大學生佔同齡總人口約30%。他們是九十年代上大學的那批,是第一批大量人數獲得教局獎助學金升上大學的那一批。

那一批人,見證了澳門很特殊的一個人口向上流動的盛況。一九九一年,中文成為澳門官方語言的同一年,一批六十後的大學生相對容易的進入了澳門的公務員體系,那時的本地化政策,令進入公職的人,有機會一進就是俗稱“穿梭機”薪點四三○高級技術員位置。可是,因為這樣的職位不多,只消幾年,四三○置就好像一下子被填滿了一樣,到了九十年代中, 四三○尾班車幾乎就開出了。過了幾年,回歸臨近,趕上尾班車的,連同那些六十後和五十後的四三○突然三級跳,在回歸前後成為中高級公務員,他們當中,當時不到三十歲的大有人在。

我的親身經歷是,同屆大學畢業的同學,少數可以趕上尾班車,之後算是一帆風順。趕不上的,在回歸後繼續考公務員的,進去的第一職級越來越低。一九九八年,第一次有自己的學生畢業去當公務員,那時人人希望的是四三○可以實際考上的不少是三五○回歸過後不久,大學生進入公職的最普通職位再降一級,變成二六○又幾年過去了,二三○一九五才是最多人能進的職級。前兩年,還有些是勞動合同的,薪酬可以比一九五還低。

因為沒有統一的公務員招聘制度,整個九十年代,公務員本地化帶來的,除了是後殖民地時期常見的本地人升官發財的現象,就是有人是靠關係進入公職的這類故事充斥市場,令進不了的覺得世界不公平。遲進幾年比早進幾年的,工資隨時低一半,而且因為上司跟自己年齡差不多,很難看到自己的升遷希望,在裡面的因為遲入職也覺得不公平。於是,這個人口向上流動的盛世,留下的,居然是我們對社會公平的詰問。 (我們的世代·六)

 

 

林玉鳳向議會青年傳授議事技巧

市民日報

澳聞 P05

2010/05/12

【本報訊】由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主辦的「青年議會2010」在日前展開第三節理論課,邀請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傳播系助理教授林玉鳳擔任主講嘉賓,課題為「議事能力及表達能力培訓」。課堂期間,林玉鳳教授除向學員講解議事原則和分享表達技巧外,還引導學員在課後作簡單的時事評論。

「議事能力及表達能力培訓理論課程」早前在新青協會址舉行,期間,林玉鳳向學員講解議政的歷史及其基本原則,並分享演講時應注意的細節及技巧。林玉鳳表示,學員在議事時,其言論必需要清晰反映其身分、角度、目標及作用,更要看穿問題的表象及其核心意義。

青年議會學員朱嘉倩表示,是次課程內容很實用,當中不少演講技巧更可應用在課堂演說中;另一位學員廖文健認為該課程給他很大啟示,令他明白到議事時一定要方向清晰。因為只要說錯一句,媒體很大可能就會誤解其發言。

林玉鳳最後補充,議論政事必需具有「信念」、「立場」、「知識」及「技巧」,只有結合這4點,才是一個上佳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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