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鳳

兩年前到德國，柏林圍牆是當然的目的地，沒想到在上面會發現一個澳門人的名字。

那是在遺址那個被稱為“東面畫廊”（East Side Gallery）的一段，我們一邊看一邊拍照，一邊聽講解員說當中好幾張後來成為名作的壁畫。講解員說，柏林圍牆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國際廣吿版，因為有好幾位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才成名的畫家，就是在柏林圍牆作畫而為人所熟悉的。像那張描繪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親吻前東德國家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的壁畫，就是俄羅斯藝術家魯貝爾（Dmitri Vrubel）的名作。

聽到這樣的解說，開始留意圍牆上的畫作的落款，其中有一張，連電話和email都留下來了，講解員說那一張畫就紅了一個設計師，因為後來眞有人看了畫後聯絡畫畫的人，那是一個在美國的畫家。聽到這樣，看下去就把興趣再擴大到落款人的名字了，這才發現，在圍牆上留下塗鴉的人，早已不僅僅是德國、蘇聯或其他歐洲國家的，還有更多的名字，是塗在別人的畫作上的。華人當中，內地遊客最長氣，有時會寫上幾句詩，有時會用內地語言調侃一下，像留下“偉大的馬克思萬歲”，“中國人民向德國人民問好”之類的，再加某省某市某某到此一遊的字句。台灣人也喜歡寫一兩句感想，加上“到此一遊”，香港人也是。看着看着，開始盤算為甚麼沒看到澳門人留下的字句和感想？

於是，一邊走一邊看，在“東面畫廊”幾乎最少人拍照的區域，大型壁畫最少的區域，看到用塗改液寫下來的文字：“澳門，小玲”，後面是一個我忘記了的日期。看到的時候，突然很想認識那個叫小玲的澳門女子，很想問她留下名字的當兒，有甚麼心情，有甚麼感想，因為，那是我在整個“東面畫廊”看到的唯一一個澳門人的名字。我很想知道，澳門人對像柏林圍牆倒下之類的國際的大事，究竟有甚麼看法。因為，那一刻，我覺得那個孤零零的名字，眞的很“澳門”，在世界紛紜複雜的變化中間，在歷史的洪流當中，澳門可能曾經總是扮演過甚麼或舉足輕重或無所重要的角色，也可能只是一個遠遠的看客，可是，當事情過去，我們常常只留下一個單獨的名字——澳門，因為，我們不曾努力記錄自己對所經歷的事情的看法，更不會像美國畫家那樣懂得在世界級的廣吿板上留下聯絡資料，讓世界另一面的陌生人來探訪，我們好像樂於安靜的世界的一個偏僻角落，不去陳述，不去表態，不去感懷，只輕輕的留下一個名字。

(刊於2009年11月19日，《澳門日報》新園地專欄“筆成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