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樓，煲電話粥，讀大學
澳門日報 2010/02/04
新園地 筆成氣候
林玉鳳
當年同樣經歷過從木屋區搬到大廈去居住的，除了住在馬場的，應該還有住在台山、筷子基和洲的。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這些朋友，和那些當年住在關閘華大新、黑沙環新美安、康泰樓、順利樓和勝意樓，以及台山嘉翠麗等等最早的政府樓的朋友，應該也可以算是同一代人。
經歷過這個大搬遷年代的人，應該也幾乎會在同一時間，經歷家中從沒有電話到有電話的日子。我們生活的一種改變，就是從自己的同學開始普遍擁有電話號碼開始。
我們家算是比較遲離開木屋區的，所以有好幾年，“住樓的”同學間開始流行打電話聯絡，自己只會在有要事的時候，認的帶著小小的電話簿出門，跟媽媽說要去打電話，然後就走到離家裡最近的公共電話亭打電話。那時，最近家裡的電話亭，在一個叫彩虹的警察宿舍旁邊，在裡面打電話時，背後就是看得到珠海的馬場海傍。夜裡的時候，馬路很少有車，電話的另一邊，會清楚的聽到這一邊的海浪聲，猜得到你在哪裡打電話。我是到了高中才搬到有電話的那個家裡的。剛開始的時候，大人好像沒有適應用電話溝通的生活，弟弟妹妹好像還不懂跟同學交換電話號碼，所以打來家裡的，常常是找我的。好像就是從我們那一代開始，會聽說有人“玩Line”，即胡亂撥電話號碼認識人，好姊妹之間會流傳對付這些人的方法。哈，那時學校和警方的提示，跟互聯網興起的時候如出一轍：不要隨便跟在電話認識的人外出。只是，那時的案件，沒有那麼多那麼嚴重而已。
也幾乎是在煲電話粥流行起來的同一時間，讀大學好像也突然流行起來。我的哥哥姐姐中學畢業時選擇唸大學的還是極少數，到我自己畢業的那一年，八九成的同學，都會選擇繼續升學，不唸的反而成為少數。那時，老師在學校會給我們介紹不同地方的大學，同學之間會討論到哪裡讀和讀什麼，校長會跟我們介紹不同機構發的獎學金、助學金和貸學金，那些東西，當年還是有點新鮮的事物。那一年，還有同學參加了“赴葡就讀計劃”。是的，因為那一個“赴葡就讀計劃”，很多年後，我才明白，我們那一代，不僅遇上澳門木屋區清拆為社區經屋的年代，遇上了通訊開放的年代，還遇上了因為需要回歸，澳門需要培養多一點大學生的年代。 （我們的世代·之三）
林玉鳳：我們這一代受惠於回歸
新華澳報 2010/02/11
山旭
從一群從來沒有好好計劃跟我們溝通，也因為最起碼的語言隔閡，沒有能力和我們直接溝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門接過來。政府官員的座位，從此坐上了懂我們的話語、可以與我們直接溝通，甚至曾經在大排檔吃夜宵時與我們打過照面的鄰座食客 《望東方週刊》記者山旭 | 澳門報道 林玉鳳走過來時腳步很快，一邊用更快的粵語打著電話。
37歲的林玉鳳，年輕時曾是大學辯論隊的主力。現在，她是澳門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全國青聯常委。
對林玉鳳的採訪是在澳門大學一間不到十平米的辦公室中進行的。這大約也隱喻著這一代人今天在澳門的位置：擁有獨立的空間，但與整個大廈中最有決定權的辦公室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在幾個月前的立法會選舉中，代表「公民監察」組別參選的林玉鳳提出「推動廉潔到私人領域，打破利益壟斷，加大政府透明度」，獲得了5300多張選票。這個數字比當選的最低線大約少1000張。林玉鳳說，我們總算有了開始。
「公民監察」來自2008年成立的論政社團「澳門公民力量」，後者自稱代表了澳門十年來新興的中產階級和知識階層。林玉鳳任理事長，副理事長是一位30多歲的公職人員。在殖民地時代，這些職位更多地被葡萄牙人所壟斷。
林玉鳳說，自己是殖民時代與後殖民時代的中間一代，這使得他們身處保守與創新之間。她說，改變總算從我們開始了。
來自潮州的大家庭
我爸媽都是上世紀50年代從潮州到澳門的。那時鄉下老家很窮、吃不飽，我爸結婚後第三天就出來了。當時澳門農民很少，他們就在北邊的臺山種菜，是菜農。
爸媽過來的時候都二十幾歲，他們在這裡養育了十個兒女，我是老六。因為家裡生活很緊張，我上了勞工子弟學校。上中學前，父母曾仔細比較全澳門中學的學費，勞工子弟學校是最便宜的，一學期560元。那時還有濠江中學650元，其他都要七八百塊，甚至1000多。我就毫不猶豫地進了勞工子弟學校。
在80年代的澳門，華人的生活基本都在一個水平。雖然也有比較有錢的，可是極少，大家都很窮。我們家也就是溫飽。我讀初一時一共有五個班，每個班最少50人。初中畢業時全年級就剩下80人了，走掉一大半。
其實，我高中畢業後本來要去工作的，還進了一家地產公司當秘書。因為讀不了大學，經常躲在家裡哭。當時家裡沒人讀過大學，我們那一片鄰里中，只聽說有三個讀大學。我和爸媽說好，自己打工讀書，畢業後供養五個弟妹讀大學。後來，他們都上了大學。
我們家的兄弟姐妹在我這裡出現了一個分野：我哥是做生意的，姐姐們做女工，結婚後成了家庭主婦。但是弟弟妹妹們大多是專業人士，做設計，做志願者，職業都很豐富。對於社會和國家的許多看法也不一樣。
說實話，我們這代人在回歸之前對於「中國」這個概念是很模糊的。雖然老家大多在內地，但是感覺聯繫很少。
爸媽會經常講起他們在老家的事情。我爸因為餓去偷番薯，給人抓到打得很厲害。當時，內地人對我來講總是很狼狽的印象。我家離邊界很近，很多偷渡過來的人都很慘，我爸就給他們一碗粥，讓他們洗澡換衣服，能幫幾個就幫幾個。
80年代末開始，香港、澳門關於內地的消息一下多了起來。我們突然發現，原來和內地聯繫是這樣緊密。而且1988年《中葡聯合聲明》已經出來了。
我突然間很有激情，覺得自己不僅要瞭解澳門，也要瞭解內地。
回歸讓上大學容易了
1990年高中畢業旅行，我第一次去了北京。出發前爸媽告訴我不要隨便說話，還說賓館可能沒有熱水洗澡---那是他們年輕時僅有的經驗。我到北京住在一個叫牡丹園賓館的地方，周圍還都是泥路。我感覺雖然和港澳比有距離，但內地並沒有那麼差。
北京真是一個很偉大的首都。那時是9月，正是北京最好的季節。人們也不像大家說的那樣保守，感覺已經很開放。
這次旅行讓我起了個念頭，我要去內地讀書。等到1995年，這個機會真的來了。
其實我們這一代人真的是受惠於回歸的。過去在澳門上大學很貴，要2萬元一年，上大學的名額並不緊缺，但大家念不起。
澳門要回歸了，根據中葡之間的約定，要發展本地人才。澳門大學本來是私立的，1988年《中葡聯合聲明》生效後就被澳門政府掌握，然後就有很多獎學金，機會一下多了起來。
從我高中畢業時起，澳門上大學開始變得容易、便宜。我三姐讀書很好，從小到大數學都特別優秀，可是下邊還有很多弟妹，學費又貴，他們只好出來工作，幫忙養家。他們的同學都很少有上初中的。而回歸之後，開始15年免費教育，上大學更容易了。
大學本身也發生了變化。澳門大學以前學科很少，從我上大學那年開始有了傳播學，當時叫中文系。我進來那一年還多了很多學科，包括公共行政這些社會管理的課程。
到了1995年，內地高校向港澳學生開放。第一年人民大學在澳門招了一名碩士、一名博士。我就是那個碩士。到了人大，好多人聽說來了個澳門人，都跑來看我。
那時的北京，雖然和我們鄰近的廣東還有些不同，但在學校裡討論的氣氛很熱烈，大家都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和主張。
其實我也可以到香港或者國外讀碩士，但是我一直想要瞭解祖國。
在人大我覺得生活非常有趣。比如「馬克思理論」課，全班只有我一個人拿到優。這門課程對我來說很新鮮，覺得很有趣。
澳門開始與我有關
1998年讀完碩士我沒有繼續念書，因為回歸要來了，我覺得是千載難逢的機會。我進入大學當了老師，也同時在新聞機構工作，還自己創辦了雜誌。
回歸的十年，我的生活水準在提高，個人也在成長。我一直在升職：從助教到現在的助理教授，還讀了博士。對我來說，生活天天在變好。
我能感覺到，一個比較實在的事實是，人們對澳門的關心程度不一樣了。
以前電視裡講政府，都是葡萄牙人，覺得那些是外國人的事情。那時做新聞不會葡文，政府裡很多內幕消息就無法瞭解。回歸以後，葡人的優勢沒有了。
現在大家對很多事情都很關心。不瞭解的人會覺得，對政府的批評似乎不少，那是因為都是自己人，與我有關。
我曾形容說，回歸是從一群從來沒有好好計劃跟我們溝通，也因為最起碼的語言隔閡，沒有能力和我們直接溝通的葡萄牙人手中把澳門接過來。政府官員的座位，從此坐上了懂我們的話語、可以與我們直接溝通，甚至曾經在大排檔吃夜宵時與我們打過照面的鄰座食客。
回歸之後又過了幾年，大家發現原來好的東西還可以變得更好，而且需要有力量來推動。在澳門，這種力量就來自社團。
在澳門大家都參與到各種社團裡。我爸媽在「菜農合群社」。我最早加入文學社團，後來參加筆會，還參加了一些論政性的社團。
但是，傳統社團還有很多舊規矩，比如講話不像我們這樣很直接，需要會長、理事長輪流發言。當然這是有原因的，畢竟他們那一代還是精英教育，讀大學的人鳳毛麟角，而且大多數來自傳統家庭，長幼有序的觀念比較重。
這導致我們看社會問題的態度完全不同。比如社會出現一些問題時，我們覺得面對問題和解決問題更重要。於是我們就成立了自己的社團。當然我們的社團現在規模還很小，大約30人左右，網上有500多會員。這其實也反映了目前澳門中產階層和知識階層的現狀：還在少數和發育過程中。
應該說，澳門的中產階層願意參與社會事務的人還不多。我們曾經做過一個女性參與選舉的調查，結果65歲是投票率最高的，因為這些人都在養老院裡，有老年人社團組織她們投票。投票率與年齡成反比：18至25歲的只有一成半，65歲的則是八成多。
澳門的這一代人，很多人希望參與到發展和改變之中。原來很多人有無力感，覺得改變不了什麼，可是這幾年想要改變的人多了很多。大家有一個共同目標，就是希望特區政府做得更好。